你能聽見sisil的聲音嗎？
Can You Hear the Sound of Sisil?
文——徐振輔
今年二月的某個午後，我初次來到花蓮縣秀林鄉的銅門部落，參加一場藝術創作計畫的說明會。那天的討論中，出席的藝術家與族人們三句不離Gaya，當時的我根本沒聽過這個詞，感覺它像一個意義不明的空白格充斥在談話中。不過我很快發現，眾人對Gaya的理解也充滿紛歧與不確定性，似乎很難找到一個精準而抽象的定義。但當有人給出具體情境時，族人又可以肯定地說：這就是Gaya。
在既有的人類學文獻中，研究者用了很多概念表達這個太魯閣族文化中的關鍵字，比如社會秩序、儀式規則、祖先的話、親屬或祭祀組織等等，可如果有人宣稱Gaya等於其中任何一者，似乎又會讓人皺起眉頭。長期研究泛泰雅族群的人類學家王梅霞老師認為，Gaya的內涵是多重的，必須置於特定的互動情境才能界定其含意。【註1】我也相信語言在每一次使用中都會被重新定義，追求權威的解釋可能將活生生的語言釘死，成為一種陳列在博物館中、與時間脫節的標本。或許轉譯他者的文化——無論多麼合理、謹慎、體貼入微，都無法擺脫它暴力的本質吧。
同樣的情況不只發生在跨文化互動上，也經常發生在跨物種互動上。在西方人文主義傳統下，人類學民族誌向來以人類觀點為絕對優先，就算談及非人物種，也是以工具或符號的角度詮釋它們的文化意涵。近二、三十年來，越來越多學者意識到，這樣的做法往往將其他物種壓扁成乾巴巴的圖騰，忽視了它們自身的生命軌跡。因此晚近出現的一波研究潮流是：擺脫以人類為中心的敘事慣例，嘗試描述一個多物種交纏的混雜社會。
我沒有受過正規人類學訓練，之所以受邀參加這個藝術計畫，純粹是基於自然觀察者與文學創作者的雙重身分。彼時坐在現場，聽大家談論太魯閣族與萬物互動的Gaya，我的心思不禁從人類文化的這一端，跳躍到非人那一端。我心想，人們口中的生物到底是哪一種呢？如果不當成文化再現的客體，它們自身有什麼樣的生命史？當族人與物種不期而遇時，新的自然／新的文化會如何在互動中浮現？
那場說明會結束之後，我帶著這些問句，又回到銅門部落好幾次。一方面跟族人談話，了解他們看待／對待其他物種的方式，一方面也想從其他物種的角度了解它們看待／對待人類的方式。東奔西走的過程中，我聽聞了一些太魯閣族利用鳥叫聲進行占卜的Gaya，這件事尤其吸引我，因為在被人類聆聽以前，鳥類本身就擁有複雜的語言（請允許我先放下語言學的嚴格定義）。我很好奇，當這些訊息跨越物種邊界進入人類感官時，會浮現出什麼樣新的含意？【圖1】
這不是一篇學術論文，沒有抽象精煉的概念。但作為文學寫作者，我有時覺得創造枝節橫生的文本，或許是面對這個混雜世界更優雅的姿態也不一定。
圖1 | 徐振輔與Akaw。攝影：余欣蘭
Sisil在說些什麼？
太魯閣族年輕歌手姚宇謙在他的專輯《散步到地平線》當中，有一首歌名為〈靈鳥sisil〉，歌詞寫一個族人進到山裡，不確定該走哪條路、不知道收穫將會如何時，他會專注聆聽sisil鳥的叫聲，藉此占卜吉凶。於是這首歌在一種既期待又迷惘的氛圍中，反覆問著：左邊嗎？右邊嗎？sisil到底在哪裡呢？
這種鳥就是台灣中低海拔森林常見的繡眼畫眉，因為會發出「si、si、si、si」的叫聲，故族語稱之為sisil。在太魯閣族神話中，sisil是神靈派遣的使者，能為人類帶來重要的預言。部落的人告訴我，利用sisil占卜主要看兩個方面，其一是飛行方向，其二是鳴叫聲。如果你右側出現sisil的叫聲，過一會兒左側也叫，表示今天要大豐收；如果sisil從你面前橫向穿越，表示將有災厄，彷彿警告你「快回去！快回去！」。【註2】純粹就音色而言，假如sisil的叫聲急促吵雜，也是比較不吉利；如果像唱歌那樣很好聽的話，就會有好事發生。【註3】【圖2】
圖2 | 繡眼畫眉。繪圖：馮孟婕
只要上網搜尋「鳥占」這個關鍵字，你就能輕易找到許多類似的文化知識。不過，如果想從鳥的角度理解這一切，我們不妨借鑑一點鳥類學的觀點，畢竟一代代的鳥類學家也很用心在聆聽那些聲音。一般而言，我們將鳥叫聲區分為兩大類：歌唱（song）與鳴叫（call）。歌唱的聲音通常高亢嘹亮，具有變化起伏的旋律，目的是為了吸引異性、捍衛領域、協調伴侶關係等等，基本上都直接或間接地涉及繁殖行為。相較之下，鳴叫通常是單調簡短的聲音，依據特性與功能，可以再細分為輕柔細碎的聯絡鳴叫（contact call）、夜間遷徙的飛行鳴叫 （flight call）、通報食物的覓食鳴叫（food call）、幼雛對親鳥的乞食鳴叫（begging call）、提醒同伴天敵出沒的警戒鳴叫（alarm call），以及呼喚鳥群驅逐天敵的滋擾鳴叫（mobbing call）等等。
或許可以這麼說，鳥類的歌唱本質上是一種展示行為，它預設了一名最終的異性聆聽者，要使其產生好的甚至美的感受（儘管歌唱有些衍生的社會功能，不見得都用在求偶情境）；而鳴叫本質上是為了引起注意，預示某些潛在的、尚未實現的關係。這樣的說法當然有些武斷，缺乏科學上的細緻定義與檢驗，但姑且讓我武斷地說吧——當人類在森林中聽見鳥叫聲時，恰恰會產生與上述非常相似的感受。
常跑野外的人大概都有這種經驗：你散步在森林裡，突然聽到一陣急躁的鳥鳴，於是提高警覺，想弄清楚發生了什麼事。經驗豐富的賞鳥者會知道，此刻是自己受到鳥群的警戒，還是附近有其他令小鳥們忌憚的猛禽。而若是聽見悅耳的歌唱，人們大多會產生舒服美妙的感受，並將它視為欣賞的對象。正因如此，才有那麼多人喜歡把鳴禽養在籠子裡，訓練牠們唱歌甚至參加比賽。這意味著，人類不只感官尺度與鳥類高度重疊（人類聽覺頻率介於20至20000赫茲之間，鳥類則是1000至15000赫茲），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情感共通性。事實上，你不必真的成為鳥類專家，光憑「感覺」就能大致區分出歌唱與鳴叫的差別。
在族人利用sisil進行占卜時，這種聆聽的「感覺」同樣重要，它會帶著啟示，像一陣電流穿過身體。長期從事太魯閣族文化研究的Kaji Cihung（旮日羿．吉宏）老師告訴我，鳥叫聲的含意取決於個人的感應，有些人有感覺，有些人沒有。【註4】很顯然，這樣的Gaya不會只是一種成文律法，不會是老人家怎麼說晚輩就怎麼做，它還需要在實踐中有所體會。就像人類學家總要沉浸到田野中，讓自己進入異文化的情境；他們渴望那種如遭雷擊一般、頓悟了什麼的時刻，而不是永遠坐在書房中分析冷硬的文化符碼。【圖3】
圖3 | 銅門部落山景。圖片提供：兒路創作藝術工寮
這種在跨物種遭遇中創造新意義的過程，不只發生在人類身上，森林中其他物種如果具備相似的感官能力，也會對同樣的訊息做出各自的解讀。國外一個經典的案例是非洲的鴕鳥，牠們成群生活在視野遼闊的稀樹草原上；當注意到危險的掠食者時，領頭的雄性鴕鳥會發出獅吼般的警戒咆哮。此時周圍的動物如羚羊、斑馬與牛鈴一旦聽見，便會隨之提高警覺。
我猜想，sisil在森林中也能發揮類似的功能。
在台灣的春夏繁殖季，森林中的鳥類通常會分散活動，但到了秋冬時節，不同鳥種經常聚在一起覓食，形成一個個鳥類混群（mixed-species flock）。在這樣的群體結構中，鳥類學家根據不同鳥種的參與程度與生態習性，將牠們區分為核心種（nuclear species）、跟隨種（follower）、短暫參與者（temporary attendant）等不同角色。其中，繡眼畫眉是中低海拔闊葉林帶最主要的核心種，因為牠們本身群聚性高、警覺性強，容易促成龐大的混群，並主導著覓食節奏。【註5】對一名賞鳥者而言，若發現一群繡眼畫眉，就好像找到一顆活躍的心臟，它的跳動會反映出森林的某些情態。
於是我猜想，當繡眼畫眉發出警戒聲時，一種緊張的氛圍會在森林中瀰漫開來，讓其他鳥類或哺乳類察覺潛在的危機。經由這樣的機制，sisil得以成為動物們延伸的眼睛，時時觀測森林另一頭發生的事。當然，這不是什麼大自然互助互愛的童話故事，只是彼此利用、試探、協商、破裂，在一次又一次的實踐中暫時形成的共謀關係。
我猜想，一個人如果長期生活在山上，也能從sisil的聲音中聽出一點意思吧。
我所看見、聽見、夢見的
我很想繼續大膽地宣稱，太魯閣族透過sisil來占卜有其生態學上的邏輯，比如說：當獵人受到鳥群警戒時，會讓附近的動物預先躲避，導致當天的收穫不佳云云。故事繼續說下去固然浪漫，但這終究只是猜想，沒有任何資料可以佐證。最大的原因是，我無法跟獵人上山，檢驗鳥鳴聲如何中介獵人與山的關係；我甚至不太確定，銅門部落還有多少人在實踐這個Gaya。
我拜訪過一位年近六十、經驗豐富的女獵人Heydi，詢問她會不會用sisil的叫聲占卜？她告訴我，以前是有這個Gaya，那時sisil會告訴你前面是好還是不好，但現在沒有了。【註6】根據她和幾位長輩的說法，這似乎跟居所空間的變遷有關。早期的部落駐地位於海拔較高的深山，大約在900到1200公尺之間，與sisil的生活範圍高度重疊。後來在日治時代的集團移住政策之下，一些散居的家族被迫往山下移動，最終集中在木瓜溪沖積扇端的銅門部落，海拔只有100多公尺。Heydi說，現在除非進到山裡，不然很少聽到sisil的聲音了。
我相信，繡眼畫眉在這個海拔應該不至於罕見，畢竟我在銅門附近騎機車漫遊的過程中，就碰過不只一次繡眼畫眉。但從更小的地景尺度來看，相較於過去緊鄰森林的生活型態，現在的銅門部落位於木瓜溪中下游的空曠河階地，家屋周圍恐怕不容易見到太多森林型鳥種，更遑論以繡眼畫眉為核心的大型鳥群了。換言之，族人與sisil雖然在感官上重疊，卻在空間上漸漸分離。【圖4】
圖4 | 位於木瓜溪中下游河階地的銅門部落位址。圖片提供：兒路創作藝術工寮
不再聆聽sisil也跟信仰的轉變有關。戰後以來，台灣原住民大規模改信基督宗教，雖然有些教派對傳統信仰的態度比較寬容，但大多數情況下，教會並不樂意見到信眾實踐過往的Gaya。我在銅門參加過幾次真耶穌教會的活動，在一次聚會後的閒談中，我問起鳥鳴的事。聚會主領者告訴我，自從皈依天主以後，大家已不再迷信那一套。他說，以前沒有信主的時候，獵人上山都要帶「入山證」，也就是香菸、米酒、檳榔，用來祭祀祖靈；現在我們拜的是主耶穌，拜的是創造天地萬物的獨立真神，所以進山只要禱告就好。
那天還有幾位經驗豐富的獵人在場，我本想追問他們是否至少聽過老人家說一些鳥占的Gaya，但他們只表示自己不做那些事了，真要知道傳統的東西，你得去找那些很老很老的人。
此刻想弄清楚鳥占的細節，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當然可以找到願意談論Gaya的人，聽他們轉述聆聽鳥音的方法，但我們終究失去了那種情境，也失去了生活在那種情境底下的人。Kaji老師提醒我，不要理所當然地拿現在的感官去類推以前的獵人，以前的獵人長期生活在山裡，能敏銳地鑑別各式各樣的聲音；在現代生活中，鳥占的Gaya不再如同過去那般嚴謹，族人的感官也隨之退化了。【註7】
當然，我相信現代生活會磨練出另外一些敏銳的能力（比如跟平地人談生意的技巧），只是大家不再跟sisil探聽森林裡發生的事了。
「那現在獵人上山都不用占卜了嗎？」我問女獵人Heydi。她告訴我，現在唯一的方法是做夢，夢境是最準確的預言。【註8】所以在銅門部落，有時人們碰面會這樣問候對方：「你今天做夢了嗎？」
鳥如何學會語言？
從剛開始的一無所知，到後來進田野慢慢摸索的過程中，Gaya的概念始終在我心頭徘徊。直到有一天，我突然領悟到，繡眼畫眉的鳴唱本身不就是一種Gaya嗎？它不也是鳥類世代傳承的話語和秩序嗎？
有些人以為，鳥叫聲是透過遺傳得來的，是動物刻寫在基因中的本能，其實不然，很多鳥類都要透過後天的模仿才能習得歌曲。這也暗示著，語言形成和社會互動之間存在密切的關聯。以繡眼畫眉為例，牠們的歌曲基本上由兩個樂句組成，第一句是主旋律，音調大致近似於高音的B─A─G─B，第二句是緊隨其後的連續單音。有趣的是，在台灣這個小小島嶼上，不同區域的繡眼畫眉卻發展出許多不一樣的歌聲，我們稱之為不同的方言（dialect）。【圖5】
圖5 | 繡眼畫眉。繪圖：馮孟婕
研究動物聲音與社會行為的謝寶森老師在2004年發表了一篇報告，指出在壽山國家自然公園這個對鳥類而言相當狹小的空間範圍內，繡眼畫眉至少就存在兩種方言，主要差別在第一句的主旋律略有不同。【註9】另一篇2013年的研究發現，當研究者播放其中一種方言時，屬於該群體的繡眼畫眉會靠近播音器，發出與之對唱的和聲；若是不屬於該方言群的繡眼畫眉，聽到的反應則會冷淡許多。【註10】
鳥類語言（請容我繼續用這個詞吧）的形成涉及複雜的社會與生理機制，它的關鍵通常在於首次加入繁殖群的新生鳥兒學習唱歌的時間與地點。這是因為，大多數鳥類在離巢前後會有一段神經發育的敏感期，此時學習效率是最高的，於是生活場域內的夥伴自然成為年輕小鳥在語言上的模仿對象。學習方言除了滿足繁殖上的需求外，可能還包含識別我族身分、排除外來的資源競爭者等功能。
當然，我們目前對於繡眼畫眉社會結構不夠了解，無法肯定年幼的繡眼畫眉傾向於留在家族領地，繼承親族的方言；或是會移動到其他群體，學習他者的方言。但至少可以推斷的是，鳴唱作為確認彼此關係的工具，所有新進的小鳥——無論是有血緣關係的新生兒，或是從別處遷入的個體，都要跟所屬的群體唱著同樣的歌。
所謂的Gaya不正是如此嗎？
Gaya這個字在泛泰雅族群中有不同的說法——太魯閣族稱Gaya，泰雅族稱Gaga，賽德克族稱Waya，但共同的原意都是「祖先流傳下來的話」，它們是經由前輩的訴說與後輩的聆聽來延續。一樣在銅門這個地方，不同家族或社群的Gaya也會有所差異，取決於你接受什麼樣的傳承。若要正確理解太魯閣族的社會結構，就不能單純以血緣或其他既有範疇作為認識框架，而是要看一群人如何透過實踐共同的Gaya來維繫其密切關係。
它既是祖先的話語，是道德秩序，也是一種社會組織。
正因如此，任何Gaya的消失，都不會只是忘了幾句話，或遺落什麼東西那樣簡單。它的背後暗示了多重關係的解離，那是無論我如何嘗試用文字來記錄，都挽留不住的事物。
就像你可以用錄音機帶走sisil的聲音，但有些東西永遠只能留在森林裡。【圖6】
圖6 | 女獵人Heydi與徐振輔、林安琪、Baden Hitchcock。攝影：余欣蘭
誌謝：複調的合聲
這篇文章能夠誕生，要感謝東冬．侯溫跟呂瑋倫的邀請，讓我得以參與《Gaya的當代轉生術》研究展覽計畫。感謝兒路創作藝術工寮的各位，讓我經常前往部落聊天、喝酒、打麻將。也感謝銅門所有具名、不具名的受訪者，願意忍受我不夠成熟的交談與叨擾。
特別感謝小黑（馮孟婕），這篇文章一半的貢獻屬於妳。我自己對鳥類的認識相當膚淺，多虧她提供並整理了文章所需的大部分知識，更重要的是，她帶領我在花蓮各地賞鳥，許多想法是我們兩人在田野中討論出來的。
註釋
- 王梅霞，《轉化、交織與再創造：泰雅族、太魯閣族、賽德克族社會文化變遷》，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3。
- Labai訪談（2023.08.12）。
- Kaji訪談（2023.03.10）。
- Kaji訪談（2023.05.12）。
- Chen, C. C., & Hsieh, F., ‘Composition and foraging behaviour of mixed‐species flocks led by the Grey‐cheeked Fulvetta in Fushan Experimental Forest, Taiwan’, Ibis, 144(2), pp.317-330, 2002.
- Heydi訪談（2023.04.27）。
- Kaji訪談（2023.05.12）。
- Heydi訪談（2023.04.27）。
- Shieh, B. S., ‘Song structure and microgeographic variation in a population of the grey-cheeked fulvetta (Alcippe morrisonia) at Shoushan Nature Park, southern Taiwan’, Zoological Studies, 43(1), pp. 132-141, 2004.
- Shieh, B. S., Liang, S. H., Yuan, H. W., & Chen, C. C., ‘Experimental evidence that distinct song phrases in the Grey‐cheeked Fulvetta Alcippe morrisonia permit species and local dialect recognition’, Ibis, 155(1), pp. 32-41, 2013.
徐振輔
Chen-Fu HSU
參與本計畫之研究者、文學創作者。1994年生於臺北，臺灣大學昆蟲學系畢業，現就讀地理所碩士班。曾獲選為keep walking西伯利亞極地研究員、山水自然保護中心雪豹研究志願者、雲門舞集流浪者計畫等。作品四度入選九歌年度散文選，獲臺北文學年金、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等，並著有《馴羊記》。
